两千四百多年前，在长江以北汗水以东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随州一带，一片被称作“曾国”的领地上，耸立着一座华丽的宫殿。灯火辉煌中，名字叫“乙”的曾国侯爵，在欣赏一套编钟奏出的音乐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的尘埃掩埋了这一切。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，这套沉寂了两千四百多年的编钟被重新奏响，轻扬激越的声响让听众如痴如醉。两千多年前的乐钟，为什么还能奏出美妙的音乐，它的惊人成就中还蕴藏着哪些更深刻的内涵。当时的贵族到底是怎样奏响他们的大雅之声，最后却为何陶醉在靡靡之音中，让以恢复“周礼”为己任的孔子耿耿于怀。
钟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新石器时期已有陶钟发现。夏商之时，随着青铜冶炼术的出现，钟的制作材料也多由陶土改为了青铜。钟分为特钟和编钟，单个的钟称为特钟，将乐钟依大小和音高次序编组，悬挂在钟架上称为编钟。根据钟纽形制不同，又有“铙”“铎”“鎛钟”“钮钟”等不同称呼。商代的钟分为三枚一套或五枚一套，西周中晚期有八枚一套的，东周时期增至九枚一套或十三枚一套。一九七八年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，共有六十五件，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规模最庞大的编钟。
曾侯乙编钟是楚惠王送给墓主的礼物，编钟的钟体为桐木结构，由两列三层漆绘木质横梁联结成曲尺形，钟架长7.48米、宽3.35米、高2.37米，中下层横梁各有3个佩剑铜人分别用头、手顶托，并通过横梁的方孔以及字母榫牢固衔接，在中部还各有一铜托承托横梁以加固。佩剑铜人身着长袍、腰部束带、面容肃穆是青铜人像中难得的佳作。整套钟架由个构件组成，设计巧妙结构牢固，虽然承受了多公斤重的全套编钟，历时两千多年，出土时仍矗立如故，钟架上悬挂着65个编钟，最大的通高.4厘米，最小的通高20.4厘米。上层为钮钟，共计19件，中下层为三组甬钟，共45件每件钮钟都有铭文共字。除正面各有“曾候乙乍时”五字外，其余全是乐律学的内容，甬钟都是长甬，下层的甬钟镶嵌红铜花纹，其余各部分的纹饰则是浮雕的蟠螭纹。
除钮钟和甬钟外，还有一件铜镈通高92.5厘米、重.8公斤，这样一套气势宏伟的编钟能奏出怎样的音乐呢？经专家演奏测试表明，曾侯乙编钟能演奏出采用和声、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，它的音色非常优美、音域宽广、音裂充实、音律较准，其音响已构成倍低、低、中、高四个色彩区，其音域自大字组的C至小字组的D跨越了五个八度。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，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，并可以转调。这意味着它可以演奏任何五声、六声、七声音阶的乐曲，也意味着春秋时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，也有七声音阶。
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，竟具有如此水平和性能，不能不说是音乐史上一大奇迹。曾侯乙编钟的每件钟体都能发出两个乐音，这两个乐音间呈三度协和音程，在钟体的正鼓和侧鼓都有标音铭文，只要准确的敲击其部位就能发出所标明的乐音。这种一钟双音的现象，音乐家们在研究西周钟时已有察觉，但有人怀疑这是无心之举，至到曾侯乙编钟出土才得以确认。曾侯乙编钟的音响和铭文充分证明，一钟双音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，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。
曾侯乙编钟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价值，在于它的铭文。整套编钟共有约两千八百字的铭文，标明了各种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，及其与楚、晋、齐、周、申等，周围各国或地区的对应关系。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，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。过去一些中外学者曾断言，中国战国时期尚无七声音阶，中国的十二律是战国末年由希腊传来，而汉化的乐理。但在这套编钟上，却明明白白地记载了七声音律，而且在七声音阶间，还有五个完备的中间音，形成了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。这套乐律比欧洲早多年，这些铭文简直可称为，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乐律书。它的出现弥补了古代文献。关于乐律方面记载的不足，纠正了先秦无“变宫”的说法，为我们认识春秋战国乐律学的发展状况，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曾侯乙墓乐器的制作，是当时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完美的结合，也表明了春秋战国时期，我国音乐和科学发展的水平，已经位于世界的最前列。据分析，六十五件铜钟都是用陶范分范合铸而成，花纹用模具翻制。并且，合理的金属成分配比和编钟规范的外形尺寸，以及在工艺上采用的预热铸型、延期脱范。利用铸型和金属余热进行的均匀退火。改善金属组织，通过淬火、回火工艺调整音频等，使编钟达到了令人陶醉的音响效果。
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，程贞一博士评价说：这套编钟包含了精确的声学、音律学、冶金技术和精密铸造技艺等，多方面的科技知识，是世界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“科技活书”。作为一个侯国的曾国，就已经具备了如此宏大的乐队。可想而知，那些实力更加雄厚的国家的宫廷乐队的规模又当如何。所以，曾侯乙墓的乐器只显示了古代灿烂音乐文化的一角，但仅仅是这些也足以让世人，为中国古代音乐的巨大成就而惊叹。
世界著名音乐家梅纽因，在听了曾侯乙编钟的演奏后说：世人只知道古希腊的音乐艺术是那个时代的高峰，他们还不知道中国音乐，但是我们再也听不见古希腊的乐器，能有什么样的声音了。只有中国的这一套编钟，还能把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乐音，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事实上，与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编磬、建鼓、排箫、笛、箎、笙、鼓、瑟等乐器，这是供盛大宴会场合演奏的乐器。除此之外，在曾侯乙墓的侧室，还出土了十弦琴、五弦琴、瑟、笙等丝竹乐器。规模如此庞大的编钟，数目如此繁多的乐器，既让后人惊叹我国先民的杰出成就，又不能不让人疑惑。一个侯爵能够享受这种等级的待遇吗？两千多年前的编钟奏响的是《诗经》中所说的“大雅”之音，还是郑卫的“靡靡之音”呢？
历史学家通过众多的文献基本证实，周初的编钟仍然与商代的编钟一样，是三枚一组，但音阶一律是羽、宫、角、徵，与商代多样形式的音阶不同，即使后来编钟增加到八枚一组，其音阶仍然一成不变。这与古书《周礼》所表述的典型雅乐的音阶音阶形式也相同，可见，这一时期的钟全都是演奏周雅乐用的。西周所用雅乐其歌唱部分均属于《诗经》中的《周颂》和《大雅》《小雅》，而这些都是岐周乐歌，岐周是全国政治中心“雅”顺理成章转而产生了“正”的意思，“雅乐”的意思则等同于“正规音乐”“礼仪用语”，属于周代宗法礼仪制度的一部分。不同等级的贵族诸侯享受的音乐都有严格的规定，由钟、鼓、磬组成的合奏，即所谓的“金奏”，只有天子诸侯可用，大夫和士只能用鼓。
随着西周的灭亡，东周王室的衰微，春秋进入了一个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，原来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声乐规模，逐步下降到各个诸侯。僵化凝滞，一成不变的“大雅”之声，也逐渐被各地流行的音乐所替代。到后来地方音乐甚至可以取代雅乐，用于各种正式场合。在这一剧变过程中郑国音乐首开其端，其后，各地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地方音乐。其中，著名的有郑、卫、宋、齐等地区的音乐，当时称之为“新乐”，由于“新乐”是按音乐自身规律发展，所以“新乐”清新活泼、风格多样、优美感人，自然成了各国国君的最爱，懂得“古乐”重要的魏文侯，承认自己确实喜好“新乐”，听“新乐”不觉疲惫。较魏文侯稍晚的齐宣王，则公然宣称不喜好“先王之乐”“直好世俗之乐”，所以在曾侯乙时代，编钟奏响的很可能就是“新乐”。甚至就是备受孔子批评的郑卫“靡靡之音”。
如今，这套规模庞大的贵族乐器，静静地屹立在博物馆里，向人们彰显着我国古代人民在音乐上的高超造诣，在冶金铸造方面的杰出成就。我们仍不时会听到他的复制品，演奏出的动人音乐，透过绵延的敲击声。我们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风采，感受到历史的传承与变迁。